殷周革命指什么

殷周革命指的是牧野之战。牧野之战，是武王伐纣的决胜战，是周武王联军与商朝军队在牧野（今淇县南、卫河以北，新乡市附近）进行的决战。由于帝辛（商纣王）先征西北的黎，后平东南夷，虽取得胜利，但穷兵黩武，加剧了社会和阶级矛盾，最后兵败自焚，商朝灭亡。

殷周时代是我国上古文化制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铸就了青铜时代的辉煌。这一时期，文字发展成熟，除甲骨文外，现存约两万篇金文，记录了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制度文化的变迁。

但历来金文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古文字学、历史学等领域，对其文学价值关注较少。实则金文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诗经》《尚书》。于省吾曾言：“意在比类梳辞，通其幽眇，以侪其文于典、谟、雅、颂之列。”（《双剑誃吉金文选·序》）于老提到的“文”即金文。金文文学是中国早期文学的原生形态，内容丰富、叙事精彩，文学价值很高。商周金文经历由质到文的转变，其背后折射出社会制度文化的变革。

殷周革命的什么之战

殷周革命的牧野之战。是武王伐纣的决胜战,是周武王联军与商朝军队在牧野(今淇县南、卫河以北,新乡市附近)进行的决战。

王国维先生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商时期原始宗教的氛围十分浓厚，整个文化笼罩在鬼神信仰之中。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我们所熟知的殷商甲骨卜辞，就是原始宗教的直接产物。

周革殷命，虽然并没有完全废弃对鬼神的祭祀信仰，仍然保留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传统，但相对理性的“礼乐制度”开始建立。一个崭新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时代慢慢揭开了帷幕。

春秋战国时代的四场关键之战——《改变历史的二十四场战争》摘抄

商纣彻底葬送了商王朝六百年的基业，周王朝从此确立了在中原地区的主导地位。周天子自此成为天下新秩序的共主，开启了周王朝八百年的统治。周朝的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度等对后世的政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牧野之战中，周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在战略筹划和战术指挥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而强大的商王朝则是失误累累。周人时刻掌握战争主动权，完全实现了“致人而不致于人”，这是其取胜的关键性因素。在战机的选择上，周武王也显出过人的智慧。他利用商军主力征伐东夷、朝歌守备空虚这样千载难逢的机遇，果断实行战略奇袭，急行军六天到达商郊牧野，让商王朝措手不及。在战场的选择上，周武王也显然进行过周密筹划。由于兵力悬殊，周武王并未选择直接攻打朝歌，而是选择在牧野与商纣进行最后决战，以逸待劳，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周军仅仅四万多人，而商军则有十七万人，周军处于兵力上的绝对劣势。为了化解这种劣势，武王选择了位于平原地带的牧野，这非常有利于周的先进武器——战车优势作用的发挥。

牧野之战，商纣彻底葬送了商王朝六百年的基业，周则从此确立了在中原地区的主导地位。周天子自此成为天下新秩序的共主，开启了周王朝八百年的统治。牧野之战不仅是一场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战争，也是中华文明发轫时期具有标志性和转折性的事件，被学者称为“殷周革命”。周王朝建立后，在制度文明的建构上颇有作为，创立了分封制度、宗法制度、礼乐制度等各种制度，对后世的政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春秋时期以礼为中心的人文观念出现的前奏，促成了中国道德人文精神的建立，进而影响到整个中华文化的走向。

公元前707年秋，周桓王亲率周、陈、蔡、卫四国联军讨伐不听号令的郑国。郑庄公率军坚决反击，双方在葛（今属河南长葛）遭遇，郑军以“鱼丽之阵”击败周天子率领的联军。周桓王繻葛之战的失败，是周王室衰微的关节点，即所谓“夷王足下堂，桓王肩上箭”，从此周天子颜面扫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周礼传统也走向消亡。郑庄公葛之战胜利后，称霸中原，史称“郑庄公小霸”，同时也揭开了春秋争霸的序幕。

郑庄公更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人物，当时与郑国实力相当的中原诸侯国有鲁、齐、宋、卫、陈、蔡等国，郑庄公根据具体形势，制定了“远交近攻”战略。具体讲，就是联合齐、鲁，不断打击和削弱宋、卫、陈、蔡等国。同时，郑庄公面对周桓王不断采取强硬措施，一步步削弱其在周王室的地位，但由于实力所限，并且面临鲁、齐、宋、卫、陈、蔡等其他诸侯的掣肘，只能选择一次次的隐忍不发、不断韬光养晦。当然，在周桓王连续打压、步步紧逼时，郑庄公的忍并非简单的忍气吞声，而是不动声色地对其他诸侯国采取果断的军事行动，以翦除将来可能附周的军事力量。他充分利用当下的政治资源和优势，不断对周边国家发动进攻，打击对手，解除威胁，提升自身实力。因此，在周桓王贸然发动讨伐战争时，周桓王所率领陈、蔡、卫三个诸侯国，其中蔡、卫两国军队都曾遭到郑国的残酷打击，战斗力已经非常弱。

此战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对中国历史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得周天子威信扫地，彻底宣告了周王室的没落，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一位周天子敢于率军与称霸的诸侯进行较量。

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地区的霸权在城濮（今属山东鄄城）进行了一次战略决战，史称城濮之战。在城濮之战中，楚军在军事实力上明显占优，但是晋国在战前利用中原诸国之间的复杂矛盾和利益关系，“伐谋”“伐交”策略得当，在战略上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楚国。在城濮决战中，晋文公“退避三舍”、后发制人，从而以少胜多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军，晋文公也凭此一战，“取威定霸”，称霸中原。

晋文公选择邻近晋国的曹、卫这两个楚的属国为突破口，先胜弱敌，取得进一步作战的基地。在城濮决战前，晋军为了取得有利的作战地点，以“退避三舍”为名义，敢于主动先退一步，以退为进、诱敌深入、以逸待劳、后发制人，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均争得了主动。

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国为了争夺韩国的上党郡，在长平（今属山西高平）进行了一场战略大决战，史称长平之战。在长平之战中，秦昭襄王贯彻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利用六国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成功地阻止了六国合纵抗秦。赵孝成王中离间计，撤名将廉颇，临阵换上骄傲自大的赵括。针对赵国的换将，秦国暗用名将白起。白起采用诱敌深入、分割包围的战术，一举歼灭赵军四十五万人。长平一战，秦国从根本上削弱了赵国。

秦军之所以取胜的重要原因就是能够时刻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不断调动敌人。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外交上，利用关东六国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威慑、贿赂等手段分化瓦解关东六国，成功阻止了“合纵”的形成。其次，利用廉颇与赵王的不和，巧妙使用离间计，诱使赵王犯下置将不当的致命错误。第三，针对赵国临阵换将，秦国针锋相对，起用富于谋略、骁勇善战的白起为主将，并严格保密。第四，白起善察战机，用兵如神，战术安排得当，利用赵括骄傲轻敌，急于出击的心理，诱敌出击，然后以正合奇胜的战法分割包围赵军，聚歼赵军。第五，秦国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战场。秦国诱敌深入，使赵军最精锐的骑兵并不能发挥作用，秦国的弓弩箭阵却能够对赵军予以压制打击，时刻控制着战场局势。第六，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秦王亲自出面协调配合，动员民众及时增援，断敌之援，为白起实施正确作战指挥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相比较而言，赵军之所以惨败，是由于一系列战略、战术错误的累积而造成。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接收了上党郡这块烫手的山芋之后，并没有立即增兵上党，展开对秦的积极防御。第二，中了秦人的离间计，临阵易将，让实战经验不足的赵括替代执行正确防御战略的廉颇统率赵军，仓促转守为攻。第三，在外交上不善于利用各国仇秦、惧秦的心理，积极争取齐、魏等国，反而被秦破坏，未能开展“合纵”战略。第四，主将赵括骄傲轻敌，纸上谈兵。赵括无正确的作战方针，在不知秦军虚实的情况下，放弃有利地形，贸然出击，秦军佯退，未能看出破绽，并不断追击，致使被围。在被围之后，也没有因地制宜，寻求摆脱困境的良策，只知道消极强行突围，不能进行内外配合，未能对秦军形成反包围的态势，终于导致赵军全军覆灭的悲惨下场。

长平之战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这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伤亡最惨烈的一场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围歼灭战。长平之战中，虽然秦军损失过半，但秦军前后共歼灭赵军四十五万人，从根本上削弱了关东六国中最强劲的对手——赵国，彻底清除了秦国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障碍。

如此四战，分析透彻，值得一读！

先秦儒家在对殷周革命的理解和分析中尤为强调哪一种政治制度

礼乐制度。

衍生知识点——周礼：

周代礼制完整地讲应称之为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个部分。礼的部分主要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等级制度。乐的部分主要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进行缓解社会矛盾。前者是所有制度的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制度运行的形式和保障。

记录周代礼制最为详备的著作是《周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是儒家经典，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 。即《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所载：“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 ”《后汉书·卷三十四·百官志第二十四》亦载：“昔周公作《周官》，分职著明，法度相持，王室虽微，犹能久存。”

周公制礼作乐，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制度，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潜移默化地规范人们的行为，这就是周代的礼制。

周礼目的是以周人的标准来规范各族和各代礼乐内容，并通过制度的形式推行到各个不同等级的统治阶级中去；其意义在于扩大周文化的影响，加强周人血亲联系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其本质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