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才是举是谁提出的

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是曹操提出来的。

曹操用举事例的办法，要求他的手下们帮助他发现那些出身低微或德行不够廉洁，但是又很有才能的人，加以任用，这是曹操第一次明确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

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又发布了第二道“求贤令”——《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此令的大意如下：有良好品德的人，未必能有所作为，有作为的人也未必能有好品德。不能说陈平的品德好，也不能说苏秦守信用。但陈平能协助汉高祖夺取天下，苏秦能救助弱小的燕国。由此说来，有才能的人虽然有短处，但怎么能够弃置不用呢？主管选拔官吏的人想通了这个道理，有才能的人就不会被埋没和遗漏，政事也就不会荒废了！在这里，曹操又一次说明了人才在品德上虽然有短板，但也不能废弃不用的道理。

曹操决心通过“唯才是举”继续选拔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来壮大自己集团的力量，从而扩大统治基础。三国时期，曹操讲求“唯才是举”，哪怕“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的网罗，即使在当今社会里，有如此识见和气度的领导，也不多见。当时，在许都，可以设想，是一个多么人才济济的兴旺局面。

就以文学来说，我们所讲的建安时期文学的繁荣景象，大部分作家都在曹氏父子周围。至于那些政治上、军事上的谋士，则更是曹营中的骨干力量。官渡之战，是决定曹操能不能立足于天下的最大考验，不消灭这个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的劲敌，曹操一天不得安生，连觉都睡不踏实的。

而且，袁绍手下的谋士，像许攸、沮授、审配、郭图，也都是一流的“智囊”。因此，曹、袁之战，也是一场谋士之战，结果，由于袁绍“多疑而寡决”，手下谋士又分帮结派，纷争倾轧，可以打赢的仗，也打输了。而曹操之胜，应该说，很大程度获益于他的这些谋士的高明对策。

官渡之战，久攻不下的时候，曹操也动摇过的，因为几无隔宿之粮，干脆不如撤兵算了。他同荀彧商量，这位谋士给曹操写了封信，信内建议：“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以弱战强，正如狡兔和鸷鹰搏斗，只有一口气不停地拖着叼住它的鹰向前奔走，愈到最后时刻，愈不能泄劲，坚持到底，才是胜利。

哪怕稍一迟疑，全盘皆输，必然会成为鸷鹰的一顿美餐了。官渡大捷以后，他给皇帝上表，给荀彧请功。曹操在这份《请增封荀彧表》中说道：“昔袁绍作逆，连兵官渡。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

”他还设想，“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所以，曹操承认荀彧的谋略，“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即使在今天，能找到这样敢于襟怀坦白，承认自己“不及”部下的人，怕也不多的。历史上曹操是“唯才是举”的典范，曹操用人，“不念旧恶”，比如张绣；“各尽其才”，比如任峻；善于在实践中选拔人才，比如郭嘉；此外，能用度外人，比如刘备。

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曹操思贤若渴，为了实现自己的霸业，不拘一格，广揽人才，知人善任，能用度外之人。魏汉末社会中的世家大族，魏晋时称为士族，影响很大，名士多出于这个阶层，或者在政治上站在这个阶层一边。曹操由于其宦官家族的身世，一般说来不为名士所尊重，不具备战胜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割据者的政治优势。

操杀戮讥议自己的名士边让，引起兖州士大夫的激烈反抗，其势力几乎覆没。东汉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袁绍，实力和影响远胜操，在讨曹檄文中曾辱骂操是“赘阉遗丑”。官渡之战时，操的文武官员多与袁绍通谋。

操不得不度外用人，发布“唯才是举”的教令，拔用那些不齿于名教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但操选官的真正准则并不是“唯才是举”，而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操不但不曾笼统地否定世家大族素所强调的德行标准，而且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在其帷幄中有许多名士。

官渡战前，徐州混乱，他曾派出名士陈群、何夔等人出宰诸县，以图稳定局势。操得邺城后，立即辟用绍原来辖区内的名士；破荆州，也尽力搜罗本地的和北方逃来的士人。操越到晚年，越是以慎德为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