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计是什么意思

在古代大计是指官员的考核制度，在古代官员一年一述职，三年一考核，皇帝据此考核结果，决定官员的命运，所以以后就把官员三年一次的考核叫做大计。大计其制始于周朝，出自《 周礼·天官·大宰》：“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

”后自汉唐乃至宋元，亦用称对官吏的考察，但非制度化用语，一直到明朝成为定制。

我国古代对职官的考课制度始创于西周，战国时期以来，这种政绩考课制度已初具规模，历经秦汉、唐宋、明清等朝代，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官吏政绩考课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将各地的垦田赋税、刑罚治安、武器装备、财政支出、户籍数目、属吏治状以及监狱在押人犯等情况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内容。秦统一全国后，制定了《课律》等法令，在《语书》、《为吏之道》中明确提出良吏、恶吏的“五善”、“五失”的考核标准，突出规定了对官吏经管物资财产的法律检验，以杜绝贪污。汉代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对官吏的考核，逐渐形成了以《上计律》，《考功课吏法》为核心的考绩制度。

西汉对官吏考核分为两大系统：一是纵向的，中央考核郡、国，郡、国考核县，县考核乡、里、亭。这是上下级的层层负责制的考核，称为“上计”制度。二是横向的，是中央各部门及地方的郡、国、县的长官对所属僚佐的部门负责制的考核。

隋唐时期，官吏考核制度已日臻完备。唐代对官吏的考核主要是“德”、“行”两个方面。“德”包括官吏的品质、道德修养以及对君主的忠、信、笃、卫等；“行”包括官吏的能力大小、守职的勤惰、政绩的好坏等。

“德”的标准是“四善”：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简称“德、慎、公、勤”。这“四善”是对全国所有官吏而言的标准。

“行能”政绩的考核标准有二十七条，称为“二十七最”。这二十七条标准是针对各种不同业务、不同部门的官吏而言的。宋代沿袭了唐朝的考核标准，但内容有所变化，为“四善七事三最”，宋神宗时又改以“四善四最”。“四最”为：狱无冤案、赋税无扰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兴修水利为劝课之最；驱除盗贼、民获安居为镇防之最；赈济困苦、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

明代的官吏考核分“考满”与“考察”两种。“考满”是指在官员任期内定期举行的考核。具体规定是，任满3年举行第一次考核，称初考；满6年举行第二次考核，称再考；到九年一个任期举行第三次考核，称通考。每次“考满”根据官员的实际表现，分别给予称职、平常、不称职的评定，以决定对官员的处理，或升级，或留任，或降职。

“考察”是不论官员的任职时间，对所有官员的定期考核，并根据考察结果作出相应处置。“考察”又分“京察”和“外察”。京察是针对全体京官的考察，一般6年举行一次；外察是对京城以外官员的考察，又称为“大计”，一般3年举行一次。“考察”的主要目的是处理有问题的官员，项目有八项：贪、酷、浮躁、才力不及、老、病、疲软、不谨。

《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范，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

《周礼》之所以由《周官》而更名为“周礼”，意味着在汉儒看来，社会的所有一切制度规范，可概名之“礼”。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话语中，“礼”乃所有一切制度规范的概称。汉语之“礼”，尽管最早、最狭义的用法指“事神致福”的祭祀礼仪（《说文解字》），但其最广义的用法则是指的所有一切制度规范。

所以，贾公彦谈到为什么主礼的春官之职不能说“礼百官”、而应说“统百官”时，解释说：“礼，所以统叙万事，故云‘统百官’也。”（《天官·大宰》）所谓“统叙万事”，意味着“礼”乃统摄着所有一切制度规范。政治制度《周礼》一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天官》概括为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等十大法则，并在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的叙官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详密严谨，宏纤毕贯，对于提升后世的行政管理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政治制度方面，从隋朝开始的“三省六部制”，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礼》的“六官”设置的。

唐代将六部之名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等，也都是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而成。文化思想从后世影响上来看，西周以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的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正统统治思想的核心。

当然在其后的时代，礼的适用范围和功能发生移转，从西周之时主要作为政治权力分配功能的原则，到汉代以后转变为社会生活层面秩序塑造和维持的机制，但礼的基本原则，亲亲、尊尊、长长和男女有别，并未发生改变，反而得到巩固和强化。同时，西周意识形态奠定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