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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作为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首选语言。截至2015年，中国70%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尚有约4亿人只局限于听懂的单向交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计划“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体为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平均达到80%以上。

现代普通话的主要来源是元朝时期以大都(北京)话为基础所编制的《中原音韵》，前身是明清官话，到了雍正年间，清朝正式确立北京话为标准官话。现代普通话跟东南地区方言相比，保留的古音比较少，并且消失了“入声”。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1949年新成立的北京中央政府确定现代标准汉语由国语改称普通话。

普通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称呼，各国都有自己的通用语言（官方用语、首都官话）——无论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都是语言方言众多而推行各国的标准用语以利于人们广泛交流。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是普通话，即汉语普通话，是中国历代官方推行的修正型的首都雅音（区别于首都胡同音）。要区别三个概念：首都雅音即首都官话，首都胡同音，修正型的首都雅音。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前后历时八百多年。由于经济政治的集中，北京话的影响逐渐增大，地位日益重要。一方面，北京话作为官方的通用语言传播到全国各地，成为“官话”，“官话”也就逐渐成了各方言区之间共同使用的“共同语”；另一方面，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学作品，特别是元明以来的戏曲，也更多地接受了北京话的影响。这样，北京话就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清朝末年，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民族共同语实际上已经形成。新中国的普通话以北方话语音为基础音，加以部分修正（主要是吸收滦平话的特点如直接、清晰、明确）。以滦平话为主要标准——滦平是北方话的推行区、记录区。

普通话是规范化的，是中国法定的全国通用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使用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

普通话的推行与方言的使用是和谐共存的关系。推广普通话并不意味着消灭方言，推广普通话既不以消灭方言为目标，也不以消灭方言为手段。我们不能把普通话和方言简单地对立起来，两者的功能和地位不同，处在不完全相同的时空之中。任何一种方言都有它的稳固性和不可替代的实用性。在民族共同语的发展时期，方言之间过去所有的那种明显的界限会逐渐淡化，方言的力量必然会削弱。

邹金灿和李伯重认为，现代普通话跟东南地区方言相比，保留的古音比较少，并且消失了“入声”，平仄已经很难分出来，所以用普通话朗诵唐诗，有时候会发现不太顺畅，因为常常不能押古韵。著名学者叶嘉莹多次呼吁取消用普通话读诗词的做法，就是因为诗词所遵循的声韵标准是中古音，与近代音系的普通话天生不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