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炳琳发起成立国民杂志社，聘请谁为导师？

李大钊。1919年1月，《国民》杂志创刊，周炳琳与邓中夏、许德珩等轮流担任编辑部主任，并发表《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社会主义在中国应该怎么样运动》等文章，号召“建立共同消费、共同生产的新社会”。

同年3月，周炳琳和邓中夏等14位同学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组织同学到北京四城及农村讲演。

五四运动爆发后，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秘书、北京学生联合会秘书，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国民杂志社，是“五四”时期较有影响的社团组织，当时曾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当时青年的思想解放和意识更新。李大钊在其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实际上是《国民杂志》的总顾问，对其进行了热情的帮助和指导。他还在《国民》上发表文章，增强了《国民》杂志的反日倾向。

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对青年反帝斗争起着导向作用，促进了青年思想意识的提高和《国民》杂志的进步。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七岁起在乡塾读书，1905年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开始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官僚的统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1913年，含愤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

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在日本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告全国父老书》。这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积极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当时抬出孔子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反动势力展开猛烈的斗争。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大钊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同志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三十八周岁。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1983年3月18日将他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1883年——1933年）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举例说明北京大学是一所具有爱国、进步等传统的学校

这个很好你里面看看今年是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值此喜庆的节日，谨借校刊一角向各位师长、校友介绍一下我家三代人与母校的关系。

我的祖父许德珩曾经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一起发动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爱国运动，并曾在北平师大任教。

我把我所听到的他对这些事件的回忆介绍给大家。 1913年7月，祖父在家乡江西省九江府参加辛亥革命将领李烈钧发动的湖口起义，讨伐“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的袁世凯。湖口起义失败后，祖父流亡到上海，1913年冬考入吴淞中国公学读书。1915年暑假，他考入北京大学。

1918年5月，北洋军阀政府勾结日本军国主义，秘密缔结《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出卖中国的领土和军事主权。中国留日学生举行集会抗议签订这一协议，遭到日本当局的镇压，全体留日学生愤然罢课回国。留日学生的行动激发了北京各高等学校学生的爱国热情。

5月21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等校的两千余名学生到新华门向总统请愿，反对签订这个协定。祖父等8名学生代表手捧请愿书求见总统。在秘书答应将请愿书转呈总统之后，学生们就回学校了。

请愿没有结果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旁观的市民都不知道学生们为什么集会。这次请愿的失败使一些激进的爱国学生认识到了组织起来的必要。不能坐视国家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要组织起来，发动民众，挽救国家的命运。

于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成立了北京学生爱国会。学生爱国会的部分骨干分子创办了国民杂志社，出版《国民》月刊，宣传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国民杂志社的主要成员有北大学生邓中夏、张国焘、黄日葵、高君宇、陈宝锷、许德珩、周炳琳、段锡朋和北京高师学生熊梦飞、匡互生等。国民杂志社的同学们以民主科学为旗帜，为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而奔走，不遗余力。

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英、法、俄等国为首的协约国集团战胜了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集团。中国参加了对德作战，是战胜国之一。 1919年1月，帝国主义集团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日本代表不顾中国的战胜国地位要求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所侵占的一切权力。4月，帝国主义集团同意日本的要求，段祺瑞军阀政府为从日本政府获得军费镇压人民，指示中国代表屈从日本的要求。

正沉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中的北京学生被这一消息震惊了。他们更加看清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本质，更加看清了军阀政府打内战、欺压人民，出卖国家主权的本质，愤然走出校门、发动民众、保卫国土，与军阀政府作斗争。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爆发了。5月4日上午，北京十余所学校的三千余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要求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惩办负责巴黎和约的官吏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在集会上，宣读了国民杂志社委托我祖父起草的《宣言》：“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做万死一生之呼救乎?”学生游行队伍由天安门来到东交民巷使馆区，准备向英美法意四国公使递交山东问题之意见书。因庚子条约规定中国人不得随意在使馆区通行，学生队伍被阻于东交民巷西口的铁栅栏外两个多小时。最后由段锡朋、许德珩、罗家伦、狄福鼎四人代表全体学生向美国公使馆递交了《陈词》。

而后，愤怒的学生向位于东城区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进发。学生们捣毁了曹宅并放火点燃，还痛殴了正在曹宅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前来镇压学生的军警逮捕了32名学生，其中有许德珩等二十名北京大学学生和初大告(初铭音)等8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

北京的学生运动迅速地扩大到全国各地，近百个城市的学生纷纷起来响应。随后，工人、商人和市民也加入了运动的行列，军阀政府岌岌可危，被迫于6月10日将曹、章、陆免职，6月28日通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是五四运动的先锋。

我祖父于1920年1月赴法勤工俭学。他在巴黎大学学习社会学并翻译了涂尔干著《社会学方法论》一书，经蔡元培先生推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7年2月，祖父回国，他到广州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任教，讲授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史。

自1927年4月开始，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迫害进步人士。12月，祖父与祖母劳君展逃到上海，躲在租界中翻译书籍。祖父翻译了马克思著《哲学之贫乏》、布哈林著《唯物史观社会学》和《共产主义之路与工农联合》、拉法格著《家族进化论》等。1929年底，祖父应邀到暨南大学任教，讲授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

1931年4、5月间，当局以宣传共产主义为由，责令暨大将其解聘。7月，应北平师范大学徐炳昶校长之邀，祖父到师大历史社会学系任教，后转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虽然离开了师大，但祖父一直与师大的师生一起为民主科学而奋斗。

1935年12月9日，北平15所大学的万余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祖父、祖母与北京大学、北平师大等校的学生一起走上街头，与军警的大刀、木棍和水。

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与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及北洋政府对内压榨对外妥协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是由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新兴社会力量的成长、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及十月革命的影响；直接原因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这些为学术界所公认并多有论述。

另外还有一点，尚未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那就是留日学生爱国斗争对国内的影响，也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拟就所见到的史料来说明这一问题。一1918年5月，留日学生归国后发起的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斗争，在广大学生中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帝爱国怒潮，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无暇东顾，而日本帝国主义却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成为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留日学生“从日本人学到的近代知识，和从他们得到的轻蔑对待，混合了他们自己对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政策的愤恨，产生了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注:〔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28页。

因此，在当时的爱国运动中，他们很自然地走在前列，“‘五四’前夕几次大规模的学生斗争，就是由留日学生首先发动的”【注: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页。

早在1915年初，当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透露后，留日学生便怒不可遏，当即成立了留日学生总会，2000多学生集会抗议；随后500多人组成归国请愿团，开展爱国救亡运动。留日学生总会干事李大钊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印发全国，呼吁“举国一致”，“众志成城”【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页。】，督励政府，不许卖国。

5月7日，日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5月9日，袁世凯表示承认，并命令外交总长陆征祥在条约上签字。消息传出后，留日学生总会又立即开会表示反对。李大钊再写《国民之薪胆》一文，编入《国耻纪念录》中广为散发，要求全国上下“永永世世勿忘此五月七日”。

这些活动对当时及以后国内爱国运动的开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1918年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斗争，如同郭沫若所评价的那样：“当时在国内留下了不小的影响。公平地说来，这当不失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之一。”【注:郭沫若：《凫进文艺的新潮》，《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38页。】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日本也参与干涉并趁机扩大在华利益。

1918年初，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北京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商谈中日军事行动问题，不久，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和章宗祥交换了关于“共同防敌”的照会。5月16日和19日，中日两国政府代表先后在北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签订该协定的目的，一方面是干涉苏俄革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此进一步控制中国，特别是为巩固其在北满的统治。日本政府的一份内部文件中这样写道：“根据日中同盟，帝国将取得绝大利益，即在军事上以协同作战为理由，可在中国领土内之必要方面，自由出动帝国的军队，而且在军事上当然以相互支援之名义，参与编练中国军队；尤为重要的是有利于我控制掌握军火制造的原料。

在政治上，基于同盟关系，积极参与其内政，以便于从各方面扶植帝国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以同盟协作之名，开发其丰富的资源，努力开拓市场，以利于帝国经济的发展。”【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1册，第594页。】这里，日本企图利用中日结盟的关系，将中国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侵略野心，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中日军事协定》的谈判，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交涉过程中，其部分内幕仍不时为中外报纸所探知披露。留日学生听到消息后无不义愤填膺，连日晚间举行集会。5月4日各省同乡会、各校同窗会的联合会议，一致通过留学生全体归国问题；5日的联合会议讨论了救国大纲，宗旨为“一致对外”，拟组织“先发队”归国。

5月6日，留日学生各省各校代表46人（内有女生3人）在东京神田维新号中国饭馆集会，议决归国程序、方针等问题。日本警官数十人与侦探数人持刀闯入，不问情由，对学生拳脚交加，并全部逮捕至西神田警署加以审问、殴打和侮辱。学生们毫不畏惧，慷慨陈词。

署长理屈词穷，次日黎明不得不将其全部放出。日本警察的暴行，进一步激起了留日学生的愤慨，加速了他们的罢学归国。据5月17日《朝日新闻》报道，截至16日有390多人回国，“这一骚动，使历来招收中国学生的学校一时无法继续上课，大多要停课”。而实际归国者比日方报道的数字多得多。

当时留日学生共约3000人，其中95％以上参加了罢课抗议斗争。据中国“五月十七日报载，仅至上海者已达一千四百余人”【注:彭明：《五四运动史》，第195页。

到8月为止，“回国者共达两千余人，约占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三分之二”【注: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留日学生归国后大部分滞留上海。他们组织了留日学生救国团，颁布了数条工作方法，旨在唤起全国民众，拒签《中日军事协定》。

救国团总部在上海创办发行《救国团日刊》、《救国日报》，以激烈的言词，鼓吹救国；组织演讲队，通过幻灯、电影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派代表往见军政各界人士，并通过谈话会等形式促进各界民众的交往与合作，使上海市内很快出现了国民救亡会等群众团体。5月31日，上海13校2000余名学生前去淞沪护军使署请愿，要求召开各界联合会，得到允许。经过留日学生筹备，上海各界联合会议于6月23日开会，后来它成为上海民众联合进行爱国活动的半合法组织，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

分赴各省区的留日学生，先后组织起本省或本市的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近20个，基本上遍布全国，他们发动并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日爱国活动，为全国性的爱国运动的掀起打下了基础。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北京学生的请愿斗争。留日学生派到北京的代表是李达、龚德伯、王希天和阮湘4人，由阮负责。1918年5月15日，李达等到达北京之后，立即去北京大学进行联络。。

1918年10月国民杂志社聘请谁当导师

聘请李大钊为导师。1918年10月，周炳琳与许德珩、邓中夏等人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聘请李大钊为导师。

1918年10月“学生救国会”会员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以李大钊、邵飘萍为指导，出版《国民》杂志。